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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民族复兴对智库建设提出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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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TTCSP）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共有8家智库再次进入全球顶级智库的百强榜单，比上年增加一家；智库数量也由2019年的507家增至2020年的1413家，排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智库数量在快速增长，影响力也有所提升，同时，民间智库表现活跃，有一家已进入“百强榜”。

智库增生反映国家发展逻辑

中国智库已经进入“青春期”，这是由中国总体的发展程度、发展态势决定的。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家能力壮大，同时问题和挑战也与成就同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内部治理和处理外部关系的复杂性空前增强，其中很多问题是新问题，不仅自己没有碰过到，其他国家过去也没有碰到过，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慧资源不是现成的，而需要重新认识和创造。

规模越大的国家，复杂程度越高，对知识、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拥有如此巨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实现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全民社会保障。近代以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效的知识体系，顶多也就处理过3亿人口规模国家（即美国）的问题，然而美国今天呈现给世界的，已是不停的内部纷争，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制度出了问题，知识供给方面也出了问题。中国今天需要为自己而思考，14亿人口规模国家的治理，需要新的知识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直接提供的，只能在借鉴一些外部经验的同时自己动脑筋去创造。中国今天之所以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就是要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中国的知识创造也要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

民族复兴需要有知识体系及知识生产机制的更新。当前中国智库的“井喷式”发展，有点像百年前美国崛起时刻的样子。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无论在知识生产还是知识生产机制上，都发生了范式变革。突出表现在大学学科体系的重建及以智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生产机构的兴起。今天在世界各国大学普遍开设的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在英国出现，但它被普遍纳入大学教学体系却是在美国，现今流行的两大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成长兴盛于美国并传播到全世界。民间智库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机制，也在同一时代大量于美国出现，典型的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及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等，它们在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并影响公共政策上，扮演了前所未见的重要角色。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困扰列强的那些世界性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智库建设要重视质量和伦理

正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大的变化，常常是由人口、技术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动产生的。相比二战刚刚结束之际，当代世界在人口、技术和经济等重要方面都已旧貌换新颜。中国是这个“新世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新元素，也是新动能。回应这样一个新时代，当代中国的智库发展，既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又表现为民间的自生自发创造。一个比较显眼的变化是，一些民间智库正在脱颖而出，活跃在经济、社会和公共外交等各种议题与领域。中国的大学近年来也在大力加强智库建设，去年新增的那些智库，大多就是在大学设立的。无论是官方、大学还是民间智库，都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机制中的组成部分，通过组织会议、撰写报告等各种方式，它们所发出的声音、提出的建议，有些已转化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也成为推动中外交流的一支生力军。

成规模的智库建设对中国来说才刚刚上路，真正有深厚知识积累和较强分析预测能力、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智库数量还不多。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如何将智库成果转化为政策行为、影响社会，特别是，民间智库如何在中国发展，这些问题都还有待破解，需要在广泛吸收国外智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同时，在为智库发展欢欣鼓舞时，为使知识生产真正造福于社会，对国外智库发展中的一些弊端，我们也应当引以为戒。